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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死嗑郭敬明韩寒
浏览次数: 1562 发布时间:2015-4-20
  

来源:《中国教师报》(2015年2月4日第6版)    □ 作者   肖 鹰
推荐:包头三十三中校长杜海宽

 
  技术媒介的狂欢
  我们对信息的接收,是一种被切断语境的接收。缺乏了背景,现实可以被任意重塑。学过电影的人都知道,同样的镜头,前后连接不一样,意义可能完全相反。这就是媒介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用于一种狂欢,网络因此走向极度的娱乐化。
  这种狂欢会从根本上瓦解并颠覆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以负价值代替正价值,丑的代替美的,恶的代替善的,假的代替真的。这样便催生了“网络审丑化”。
  “网络审丑化”使人们失去了自己最后一点廉耻。中国文化的病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唯市场化”导致的,票房、点击率决定一切。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中国是彻底“时尚化”了。
  德国社会哲学家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指出,时尚的动机是超越客观、超越审美和其他应用性的,时尚的动机只是一种形式社会学。在时尚普及化的时代,大众行为都以丧失羞耻感为标准。没有羞耻感,才可能有时尚的运动。这也许就是干露露母女走到这个地步的原因。这就是当下文化的病态结果。
  乌合之众与“粉丝”文化
  在这个标题下我想讲的是郭敬明。郭敬明有很多追随者,对于他们,郭敬明的小说虽然絮絮叨叨、反复重叠,但是并不枯燥,永远是“新鲜的”。阅读郭敬明,不再是文学欣赏,而是一种被消费文化严重殖民之后的生活行为。就像我们习惯不时翻看手机,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尽管手机并没给你带来真正的新信息,但是你还是要不时翻看。我认为,对于郭敬明的“粉丝”来说,阅读他的小说、看他的电影,是一个全方位、整合性的一体化深层活动,一种生活——郭敬明“粉丝”生活。
  谈“郭敬明现象”,必须谈他的抄袭事件,这是理解“郭敬明现象”的重要因素。抄袭案的终审判决郭敬明构成对庄羽作品的整体性抄袭,判罚郭敬明赔偿庄羽20万元并公开道歉。郭敬明公然声明:只交钱、不道歉。郭敬明的态度招致了强烈的舆论讨伐,但他的“粉丝”却说:“抄袭有什么不好?只要是小四的,抄的我们也爱。”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成语,叫“三毛抄四”,说已故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书名是抄袭“小四”!
  “粉丝”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让每个人放弃自我,丧失个性之后,去追随他的偶像,然后寻死觅活地维护偶像的存在。
  在当下这个大数据时代,他们的追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被诱导的。所以郭敬明的“粉丝”——根据我的观察,包括韩寒的“粉丝”、崔永元的“粉丝”、赵本山的“粉丝”——都非常不讲道理。因为作为“粉丝”时,他们不再为自己作为个人承担责任,也不再需要道德。准确地讲,“粉丝”在群体状态下,因为意识受控于群体观念,丧失了个性,从而具有非理性、幻想性、偏执、狂热、非道德化的心理特征。
  资本权力与自由神话
  谈韩寒比较危险,不管支持他还是反对他,似乎永远是错的。韩寒为什么能走向神坛?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产业资本和文化权力的勾结。
  韩寒最初被打造成神话,是出于两个需要:一是韩寒家庭,尤其是他那个望子成龙的父亲韩仁均的需要,倒未必是韩寒本人的需要;二是上海《萌芽》杂志的需要。
  当时的《萌芽》经营惨淡,急于寻找脱困的捷径。它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时发现,所有参赛选手中,只有韩寒有特别的新闻价值。一位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的桀骜少年获得作文大赛一等奖,不但极博眼球,还确证了《萌芽》是天才伯乐。后来的舆论确实将《萌芽》看作了发现甚至创造“天才作家”的圣地,于是在全国文学期刊极度萎缩的境况中,当年的《萌芽》订阅量从几千甚至几百本,一下攀升到50万本。
  在对“天才韩寒”的神话塑造中,除了文化权力,还有产业资本的力量。韩寒除了有“天才作家”“公共意见领袖”的身份外,还是众多品牌有形和无形的代言人。近10年来,韩寒一直是被特殊推荐的“新浪博客头牌”。最近,韩寒代言了一组新浪移动客户端的户外广告,上面用了韩寒的照片,广告语为“新闻不是讨你喜欢”、“新闻不是审判”等。新浪到现在仍不愿意放弃韩寒,不正是觉得他还可以吸金吗?韩寒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最初是打造他、包装他,现在是利用他。
  韩寒神话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是什么?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一个习惯奴欲与崇拜的国度,不论我们想追求自由还是表现反叛,都要攀缘在一个偶像身上。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过,“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韩寒神话”就是我们遍布精神乞丐的文化制造出的产物。
  大数据时代,我们在媒介控制下的自由幻想中生活。媒介信息无止境地消费现实,因为盲从和轻信,我们常常是在假造的文化景观下群聚。我们会在资本权力和媒介权力、文化权力多重的夹击下失去真实,或者气馁妥协,变成它们的牺牲品。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化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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