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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科学
浏览次数: 1148 发布时间:2015-3-4
  

来源:《新华文摘》(2015年第3期)    □ 作者   吴国盛
推荐:包头三十三中校长杜海宽

      近代科学的形象与任务
      从考察两个重要的人物进入对近代科学的讨论,一个是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一个是法国的笛卡尔。培根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他是近代科学的一个预言者和设计师,他强调近代科学必须用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所以他谈到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已经指明了近代科学的发展道路。培根科学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科学形象,就是力量型的科学,科学技术必须转化为生产力,必须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力量。
      另外一种科学的形象可以由笛卡尔来标志。他也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思固我在”。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比较深奥,但却指出了近代人的精神世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型。首先,它表明了现代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时代。“我思”成了这个时代一个基本的价值原点,从此以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价值判定都要按照“我”来进行判定,它是否存在,它以什么方式存在,它存在的价值如何,必须以“我”为根据,这个“我”当然不是笛卡尔本人。这是一个大写的我,是主体,因此,笛卡尔宣告了一个主体时代的到来。再者,“我思”的这个“思”表达了对希腊理性科学的一种继承,笛卡尔像希腊人一样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思的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是一个内在的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过去不由人所掌控,而是一个超越的神的领域,现在,开始回归到“我”的范围之内。所以笛卡尔指出了现代人类精神的基本动机是主体的“思”,其实也就是尼采后来所说的willto power,强力意志,或者求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求力意志构成了近代主体性的主要内容,也构成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主体意志的开发,主体意志的展示,主体意志的实现,展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轨迹。
      过去的哲学史经常说笛卡尔是讲演绎推理的,培根是讲观察归纳的,笛卡尔是理性主义者,培根是经验主义者,这样说对,但比较表面化。其实他们俩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共同的认同科学都必须是力量化的,都必须是有效率的,都必须是能看到物质效果的,所以近代科学一开始,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有所作为。所以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是新科学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使命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有科学,但是过去的科学的任务是理解,是一个综合型的、理解型的知识。人生活在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很渺小的物种,它属于大地,属于自然,在中世纪属于上帝。人生的使命在于意识到这种归属。但是近代以后,这种思想全都变了,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自然是属于我们的,地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主体意志正在上升,这个上升的主体意志要表现自己,因而新型的科学必须是力量化的。
      近代数理实验科学
      1.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基本特征。这样的体系基于近代科学的数学化纲领和还原论纲领,就是把质的东西全部还原为量的东西,过去的一滴露珠,树上一只鸟的叫声,一段黄昏天空的云彩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但是在现代的科学世界图景中,它们都不具有特殊的意义,除非它被纳入要征服和控制的体系中来。如果云彩本身是漂亮的,那么可以做模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中再现它等等。所以说,控制的、支配的动机,要求数学化、还原论的纲领,这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的基本特征。
      近代科学经过20世纪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然界本身未必是一个机械论的体系,我们的生命系统未必是可以完全还原的,所以20世纪兴起的很多新的学科,比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非线性科学、混沌学和生态科学等等。这些新的学科越来越展示了一个和古典科学不相同的世界图景。人们发现,世界本质上可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完全可控制的。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新的科学理念,实际上构成了对近代数理科学的一系列形而上学基础的质疑。
      2.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极限。在地球上面,近代科学与技术实施了种种对生命系统的控制,对生态系统的控制,但是我们忘了一点,就是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完全控制的系统。生命本身十分奇怪,当你试图按照某种决定论的方式去改造它的时候,结果你会得到与你预想完全不一样的后果。过去有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这在现代生态科学中表现得最充分。你费尽心机想拯救某些物种,结果发现你没有把它拯救住,因为生命系统后面有复杂的生态联系,而且人类目前对生命系统的了解应该说仅仅是皮毛,它后面所蕴含的无限复杂的关系还不为我们所知。令人很难相信,生命系统可以完全纳入控制论的范围之内,我想,这是近代数理实验型科学所遭遇的极限。
      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近代科学及其技术,是产生了非常伟大的成就,它确实从总体上,把人类这个物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人类的主体意志。但如果进一步看就发现,近代的以控制论为主导的这个科技体系难以逃避两个界限。
      第一个界限就是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熵增现象。热力第二定律是19世纪发现的,它和能量守恒定律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你即使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也不能逃避熵增过程。这个熵增过程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封闭系统的混乱度必然增加、秩序度必然减少,可用的能量越来越少,最终宇宙会进入一种热平衡状态,所谓的热寂。这当然是一个让人悲观的结论,但19世纪时也有人觉得,宇宙如果是无限的话,热力学第二定律对于整个宇宙可能就会失效。不过,大家尽管觉得这个定律很重要,但究竟为什么重要还不大清楚,到了20世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定律确实重要,而且在许多领域里发挥作用。大家发现,一切机械体系都必定向外界排出高熵,物理体系很难避免熵增的后果,并且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越厉害、越是追求和制造新的秩序,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向外界输出的熵就越多,这是宇宙论和物理学上的一个限制。
      第二个界限就是自然系统的不确定性。过去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决定论的,原则上我们可以预言自然界的未来反应,原则上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但是现在来看并不一定。刚才提到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风险时期:由于我们的社会被高度的科技化、高度的复杂化,这个复杂化的科技系统本身就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按照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复杂性系统内部的每一个小小的扰动都有可能波及整个系统,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京的一场风暴,这种所谓的“蝴蝶效应”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
      3.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反省。面对这些界限,我们应该反省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反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这种现代性主题的限度。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引进更多倾向于功利的、器物的层面,突出了近代西方科学背后的现代性主题。相比起来,西方社会由于有它强大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使得它的文化本身具有某种平衡机制,而中国,自己固有的人文传统在过去的一百年来被扬弃得差不多了,而与西方的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相制衡的西方人文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引进。人文的缺失使得近代的数理实验科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技术发展缺乏一个有效的制约,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它效益的一面、力量型的一面、控制和征服的一面、可量化的和可视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类的精神文化中那些不可视、不可量化甚至难以言表的一面。
      今天我们一提到“科学”二字,大概指的都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而沉思型的理性科学和亲近自然的博物科学,不大被人重视。揭示这三种科学传统的不均衡状态,也为了恢复它们之间的平衡。这需要对主流传统做一个限制,对边缘传统做一个扶持。这种限制和扶持也不是简单地一贬一扬,而是要通过回溯到根源处,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均衡的可能性。希腊的理性科学是近代数理科学之根,博物学则是近代实验科学之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的根在两千年前的希腊,更在更加久远的古代。应该说,希腊的理性科学是中国文化所不熟悉的,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为学问而学问,为追求自由而追求真理这样的科学精神,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纠偏现代科技,中国文化是插不上嘴的。但是,从另外一条路线,即从博物科学角度去纠偏现代科技,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说上的话,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博大精深的博物学资源,我们的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我们的中医药学,都是非常好的博物科学。我们的天人合一的智慧为今天对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环境保护的思想,提供了精神资源。所以,今天提倡博物学,实际上是要激活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这个因素,来纠正和克服当代主流科学中出现的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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