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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致力 深造自得
浏览次数: 1701 发布时间:2014-2-18
  

来源:《人民教育》(2012年第7期)    □ 作者  顾德希
推荐:包头三十三中校长杜海宽
      作简介:顾德希,1940年生,北京四中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北师大、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主编北京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市师德楷模、北京市人民教师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深造自得,出自《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培养学生成才,须使达到“自得于己”的境界。而沉下心,不断努力,是臻于此境的必由之路。学生成才是这样,教师深造更是这样。教学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不容易,而教学工作又是不能间断的,容不得教师全想明白之后再去上课。许多问题搞不明白,不妨慢慢想;有的问题不能全搞明白,不妨在有所悟的地方坚持做下去。只要潜心致力,假以时日,定有进境。尽管每个教师走过的路不一样,但这个理是一样的。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的许多困惑,都是这样解开的。只要肯从一个环节上深入探求下去,抓住关键环节不断求索,路就越走越宽畅。
      经典引路:满师练艺
      我刚担任教学工作时的一大困惑,是弄不清怎么给学生指导作文。
      到北京四中时,我刚从师范本科毕业,算“满师”了。当时被安排教高一两个班,很兴奋,可收上学生第一次作文,却心虚了。两班学生的作文,颇具可读性的竟有10多篇,有的甚至和报刊上的散文差不多,给我两堂课,我肯定写不出。面对这样的作文,除了挑一两篇读给全班听,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指导性的话。勉强凑几句应景的批语,也得挖空心思。自己其实是“师满”而“艺未成”。
      四中离西单近,那时西单商场有个中国书店,旧书种类多,便宜。一本九成新的《雪莱诗集》也就两毛钱。我工资低,但无负担,就成了那里的常客,买回不少经典名著,努力研读,很有收获。但究竟怎么“批改”那些自己也未必写得出的作文,一直是心里的疙瘩。
      我曾悉心观摩别的教师怎么批改。一位老教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从不把作文本子带走,就放在办公桌上。10本一叠,一叠叠交叉摞起来。四中规定每学期“七大七小”:两周一次“大作文”,用两课时;隔周一次“小作文”,用一课时。大作文必须全批全改。每次大作文下来,我便把书包装得满满的带回家,处理得很艰难。可这位老师毫不费力。我去上课时,见他刚坐下动手批改作文,一节课回来,他已改完一叠,准备走了。他每天只批改一叠,保证两班作文按时批改完。他的方法,是在文中改几个错别字,文后再写几句批语。批语模式,大致是中心如何,结构如何,语言如何,内容如何。不同作文模式不变,措词略有不同。比如“中心”,有的说尚属清楚,有的说比较突出,有的说欠明白,等等。令我钦羡的是,这位老师的字挥洒自如,颇有名人手札韵味,学生很佩服。另一位是女老师,她批改非常细致。每个学生的作文本上,都留有她细细批改的痕迹。有的地方在句子下面画红曲线,是夸奖写得不错;有的地方标下一串密密的红圈,表示激赏;有的地方画红杠杠,说明有问题。批语则是先用几句话概述该篇作文内容,再就中心、选材、结构、语言等分别评价几句。这两种方法有代表性,我都试过,但都没解开我的疙瘩。
      一次,与女一中合请著名作家吴伯萧座谈。吴先生当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专管编教材。他说起以前当过中学教员,一位老教师就请教吴先生怎么批改作文。他笑了,坦率地说:“没好法子。我那时把作文收上来,先放在那儿,到不能不发时,开个大夜车,一口气改完。”我不免有点儿失望。
      但这时,一本叫作《语文学习讲座》的小册子,似乎令我心头亮堂了许多。这是“中华函授职业学校”出的一种函授教材。这个学校历史悠久,由黄炎培、孙起孟等著名人士主持,学员多是机关干部。机关工作,要求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于是该校便请叶圣陶、吕叔湘、王力、赵朴初、张志公、周振甫、张寿康、徐仲华、向锦江等几十位名家在政协礼堂搞语文讲座。课后,讲稿印成小册子,发给北京及外地学员,就是一辑一辑的《语文学习讲座》。张寿康先生是我的老师,一次去看望他,见到一本《语文学习讲座》,他向我说明这小册子的原委,并特别嘱咐我:叶圣老刚给《南京路上好八连》作了一次评改,就在这一辑里,要好好学。我一读之下,如获至宝。叶老让我看到一种我过去从不了解的作文批改方法。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当时一篇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后来又改编成话剧、电影。我曾在《人民日报》上读过这篇作品,没看出任何问题,但经叶老一评才发现,原来值得研究的大小问题竟不下好几十处。叶老把每处要表达的意思揣摩得透透的,然后解说这里的标点为什么不对,用词为什么不当,句子为什么得改,得删,得换个说法,等等。依照叶老改过的读,果然感觉大不一样,整篇文章就像一个人刚在最好的理发店理完发,别提多精神了。叶老的评改令我茅塞顿开。我把《语文学习讲座》一辑辑全都买来,对各位先生的讲稿一一进行研读。渐渐,懂得了揣摩语言的道理。
      我试着从学生的作文里选样本,用诸先辈的办法评改——先把样本抄成大字报,把要评改的地方标上符号,再把几张大字报纸粘连起来,上课时挂在黑板上,一处一处细细讲评。但很快就觉得这法子并不那么好用。因为要费那么大劲抄一篇作文,当然不肯只讲其中三两处问题,肯定要细细讲评,可这一来,“样本”就不好选。优秀的作文,若拿来细细推敲,也不是没得可讲,但学生未免觉得老师吹毛求疵。差些的呢,这么评改也不尽妥。差的作文,再怎么推敲修改,也难成一篇优秀作文。差作文之所以差,往往并非表达不当所致。许多学生作文水平不高,问题出在内容上。从作文过程来看,文章修改是“行文”中或“成文”后的事情。学生问题倘出在拿起笔的时候,或出在拿起笔来之前——那时腹内空空,那么只抓评改就帮不了他多大忙。有些局部内容问题,通过修改可以解决,但全局性问题,还得在“构思”环节上帮学生改进,提高观察能力、思维能力。这比批改更费力。叶老有个说法,就是语文教师要写“下水文”。我试着写过几篇,琢磨“构思”阶段容易出什么毛病,琢磨怎么克服这类毛病。
      不久,“文革”来了,教学中断了,但我对作文教学的思考并没完全停止。20世纪70年代末,在黄庆发老师帮助下,我组织全组老师编写了《中学生作文讲话》,全面梳理了十几年的经验,我觉得指导学生作文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在各个环节上怎么帮各类学生提高写作水平,我知道怎么做,也能拿出有效办法了。但学生作文,常得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需要个别指导。我一直到退休前,始终重视个别指导,但做得很不够,所以只能说基本解决。
      探问究竟:“老母鸡一年能下几个‘双黄蛋’”?
      语文学科占课时最多的是课文教学。但很长时间,我搞不清课文究竟该怎么“教”。我听过许多令我非常佩服的“课”,甚至不远千里请名师来四中示范。经过一番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也能上出颇受称赞的阅读课了,但困惑仍在。
      我的困惑是,老母鸡一年究竟能下几个“双黄蛋”?人们交口称赞的那种课,一般都是需要特别下工夫准备的“非常态”课。这样的课,对教师的提高诚然有用,但平时每堂课都那么上,来得及准备吗?一课书,也就两三课时,这课书刚过去,下课书又开篇了。在这有限时间里,要把学生阅读课文的具体情况全“吃透”,太难。所以,把课文或粗或细地“串讲”一通,事实上是阅读教学的“常态课”。这样的课,的确不怎么高明,但怎么改呢?
      于是,我开始尝试:备课时,先模拟学生认真读一遍课文,然后力求找那么几处足以令学生费点思索才能攀登的“台阶”。所谓“台阶”,就是在“串讲”中可穿插进去的“思考题”。连续几年,我在每课书上,都写下“台阶”两字,琢磨“台阶”在哪儿。“台阶”的选择,遵循叶老“语言揣摩”的路子。我认为,“语言揣摩”是“教”的基本功,同时也是“学”的基本功。
      所谓“揣摩”,就是切实弄清课文里所说的某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弄清为什么这样说,能不能不这样说,还有没有更好的说法。叶老用他家乡话把这叫作拿作者的话来反复“轧一轧”。
      不过许多课文值得揣摩的地方太多,若一路让学生揣摩下去,未必是一节好课。好吃的东西,吃一两筷子最香,吃多了要防“倒胃口”。所以“台阶”要选择。要找那些有助于对全文内容深入理解的“台阶”,要找学生攀登得上去的“台阶”,要找全体学生都能有话说的“台阶”,也要找费点劲还不容易攀登的“台阶”。起初,这件事很费劲,在课文旁边的“台阶”两字下,我若能写出一处台阶在哪儿已觉不轻松;后来认真模拟阅读一遍,便能发现多处“台阶”,选择余地大,斟酌起来也很有趣。
      比如《鸿门宴》,在那么短的一篇文字里,司马迁把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一刻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值得反复玩味的地方太多了,那么该确定哪些“台阶”呢?这篇文章中,“沛公”两字多次出现。张良在项伯、樊哙等人面前,对刘邦的称谓都是“沛公”;在与刘邦对话时,张良始终称他“大王”。可只一处,张良面对刘邦用了“沛公”二字。这就是当刘邦在无计可施的绝境里再次问张良“为之奈何”时,张良告诉他,让项伯去对项羽说“沛公不敢背项王”。这就是个“台阶”。
      这句普普通通的话,是鸿门宴这出大戏总导演张良这位大谋士给刘邦定的“计”。其中“沛公”二字很关键。这反映了张良对这场一触即发的大危机有极清醒的判断:危机的根子,是刘邦仍做“沛公”还是刘邦不甘做“沛公”而要当“大王”。所以张良认为,由刘邦亲口向项羽表明“沛公不敢背项王”,是化解危机的可行之法。固然,当时张良为刘邦定计,未必只这么简单一句话,但情势万分危急,还得让项伯连夜赶40里回去,实不可能有太多的话。而司马迁只突出这关键一句,既表现张良“料敌”之准,也表现张良对刘邦的理解之透——稍一点拨便可明白,同时也表现刘邦是怎样一位领导人。接下来刘邦的一系列行为,可以说把“沛公不敢背项王”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里就可包含着一组有易有难、有大有小的设问。
      从语言揣摩人手,不是阅读教学的唯一方法,但比较受学生欢迎。学生在阅读理解方面需要看得见、抓得着的依凭。语言文字,是作者与读者沟通的中介。同一篇作品,每一个读者所看到的都是相同的文字符号,不同读者之所以产生大不相同的感受,道理很深。我认为,提高语言揣摩的意识,培养语言揣摩的习惯,是切实帮学生提升阅读感悟能力最重要的切人点。
      佳作解读是引人人胜的。在教学中解读作品,最好是抓那些易从学生眼前“滑”过而内涵颇丰的语句,或者说就是“一句话或几句话”——有时是某个或某些词语,对学生特别富于启发性。在议论性作品中,它们可能被叫作某“重要提法”;在文学上,它们可能被称作“细节”、“意象”什么的。但在语言表达上,它们都是学生看得见、抓得住的某些词句。我发现,从语言揣摩人手,适用于任何作品;把这当作阅读习惯来抓,对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大有帮助。学生一旦养成这种习惯,就能自行获得许多重要发现。
      这些重要发现,使学生在教学中可以“闪亮登场”,是促进学生整体水平提升最重要的启发因素与最有力的激励因素,也是教师最兴奋的事。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感到这种“台阶法”对学生很有帮助。但要坚持这么做,就不能每篇课文面面俱到。特别是,教学参考资料越来越多,人们对“语文知识”的研究日趋繁密,要坚持这么做,就必须用“减法”。可讲可不讲的,要通通略去。课文涉及的很多问题可不深究,甚至可“不究”,这才能让揣摩语言的事情落实。我的“常态教学法”,便这样形成了。这种“法”,卑之无甚高论,但效果可取。四中那时每年都要由学生“背靠背”评价教师,据校长说,我的“非常满意”率最高,我不知有没有水分。四中藏龙卧虎。有的老师术业有专精,我不及;有的老师口才出众,我弗如远甚。但不少学生说:“顾老师的课不是堂堂都精彩,但我们堂堂都有收获。”令我欣慰。看来“减法”适合多数学生需要。
      寻求突破:虚拟与现实整合
      不过,“减法”并非理想的语文教学方法。因为充满魅力的语文教学,理应也完全可能使学生把语文学得更好。要寻求进一步突破,就还有许多事情要深究。
      这种想法的萌芽,可追溯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次“市级课”评比。当时北京市组织了一次“赛课”,各区高度重视,各推选手参赛。每节课有近百人听,听完直接找学生了解反映。然后由讲课者汇报教学思路,大家评议。几周后,我接到开会通知。会上,我居然第一个上台领奖,由北京市教委主任把一等奖的奖状发到我手中。这多少有点意外。因为我觉得大家听的那节课我上得并不很好。
      那是《阿Q正传》第二课时。课前,我按“台阶法”预设了“问题链”。但没想到,我刚提出阿Q形象问题,一位学生便把手高高举起,要求发言。面对那么多人,他不怯场当热是好事,但始料未及的是这位同学太兴奋,侃侃而谈个没完。10分钟过去了,他还说在兴头上。他有些地方说得好,但毛病不少。而令我尴尬的是,实在记不清他说的有几处中肯、几处不当了。他语速快,同学们也听得认真,我不便打断。到 15分钟时,他终于尽兴,而我的“问题链”也乱套了。不过他的发言确有不少地方给人启发,于是我便拣能记住的几处,略做引申。至于记不住的地方和他说的不对的地方,只好存而不论了。接下来,我又结合几处值得揣摩的地方略做提示,便下课。
      这节课,把人物分析和揣摩语言紧密结合起来,可能让大家觉得有新意。但第一个发言的学生明明“激活”了同学们对课文的多处思考,我却匆匆带过,缺少落实的引导,这是不成功的。像这类应做而没做的事,不是“减法”能解决的。比如,前文说到作文个别指导问题,欠下的账也太多太多。这些理应做也有可能做但没去做的事,是说不完的。不单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学生有时间而我没时间,固然不行;我有时间而学生没时间,也不行。都有时间,但问题搁“凉”了,良机错过,奈何?这种困惑,直到退休迄无对策。学生主动学习的巨大潜力,不知被损失掉多少,实难统计!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这类问题的解决,仅靠改革课堂教法不够,还必须解决转变教学方式问题,这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必须解决的大问题。转变教学方式,即优化“教”和“学”的方式,而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尤其重要。但怎么优化呢?如果说传统教学方式不够优化,那么,有哪些不优化的问题呢?
      退休时,正值信息化迅猛发展,我便决意从信息化上做点探索。经过几年学习考察,我确信,信息化对转变传统语文教学方式能帮大忙。
      百年来的语文教学,一直由教师在默认的限定时间内,一课时、一课时地一路讲下去。这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怎么证明在限定的时间内,几十个倾向各异的学生就能主动地学得很好呢?传统的方式较适宜完成划一的教学任务,而不适于组织学生开展多元、多层、个性化的学习活动。倘要使教学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真正使学生主体作用充分体现,使每个学生的潜力都得到充分开发并取得优异成果,那么传统模式的“有限时空域”就必须得到优化。组织各类学生开展自主学习这件事,凭借传统的“有限时空域”不一定不能做,但若想持续、有序地做下去,几乎不可能。而凭借信息技术,突破有限的时空域,这件事就不那么难。
      于是我产生了借助网络来优化教学模式的设想,我相信这将把学生的语文学习活动更好地组织起来。但那时我已脱离教学第一线,这一设想的最初实验,是由邓虹老师做的。
      2002年10月,我在珠海主持了一次语文教学应用信息技术的研讨会,内容全是关于多媒体课件的。邓老师是北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参加了这次会。回京时,在机场邓老师对借助“课件”提出些疑问,我便谈了自己的设想。她听后表示可以去试试。没想到,她说做就做。从2002年底到2003年6月高考前,她让学生双休日回家上网,在网上持续进行了25周的作文教学实验。学生非常满意,许多学生希望上大学后还能继续。家长也十分满意,他们说这种方式好,即使出差在外,也能及时清楚了解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激情作文点击》一书,以“来自高三实验基地的报告”为副题,如实反映了邓老师这次实验的突出成果。
      邓老师深有体会地说:传统课堂教学,是“两头(最好的和最差的)”最受关注的教学,而这种新做法,是“人人得提高”的教学。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了一种持续的“场效应”,这会不断使那些从未引人注意的同学脱颖而出,使学生的写作激情不断提升,欲罢不能。
      邓老师的尝试,坚定了我的设想。但我知道,要想转变一种积习甚深的教学方式,仅凭设想不行。如果说不清一种新型教学方式的基本模式是什么,那么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为此,我殚精竭虑写了篇论文《语文课程信息化的基本模式》进行比较全面的阐述。这个“基本模式”的提法,遭到一些专家反对,他们认为,教学是充满创造性的活动,不能有“模式”。但首师大的饶杰腾先生支持我的观点,他认为只有“通常”才能“达变”。没有“常式”,就无从创造出有价值的“变式”。这对我继续深入研究语文教学方式的转变帮助很大。
      仅从理论上对信息化语文教学基本模式作出阐释还不行,要使这种新型模式付诸实践,还必须过两道关口。第一是技术,要使网络满足语文教学的各种需要;第二是培训。开始时培训效果令人沮丧,后来找到原因,是因为我对被培训者头脑里只有传统教学模式做参照这一点估计得太不足了。这两关最终都走过来了。
      这种信息化语文教学方式,可表述为:以网上构建的“虚拟教室”与“现实课堂”互补所形成的教学环境为依托,组织学生开展阅读、写作等各类语文学习活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双课堂”教学,实现语文教学方式的变革。这种教学,不是以教师主观讲授为主,而是更多地着眼于优化学生学习过程,或者说是一种“过程化”教学。
      “双课堂”教学,目前已可以在较多地方开展实验。因为五六年来,已有一批教师进行了成功探索,他们能掌握“双课堂”的基本模式并不断有所创造。自2004年以来,“双课堂”教学实验先后得到方方面面大力支持,有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有来自几十所各类中学的,也有来自有关研究单位的,特别是许多一线语文教师,在工作繁忙、高考压力巨大、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潜心探索,创造了许多很有分量的“双课堂”教学案例,效果令人震撼。离开这些肯于潜心探索的教师,“双课堂”教学方式不可能创造出来,更不可能走向完善。
      当然,“双课堂”方式的应用不可能一蹴而就。开始应用这种方式,不必求全,就某个“环节”的学习力求优化也很好。只要坚持探索,就会不断缩短与全程优化的距离,慢慢就能上出许多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好课。这时的现实课堂教学,就会成为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一个有机环节。
      朱熹在阐释孟子的“深造自得”时说,欲求深造,最忌“浅迫求之”,最忌“强探力取”。真是慨乎其言啊!朱熹说:“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 (《朱子语类》卷五十七)。自得于己、左右逢源的境界,对每一个人都不是遥不可及的。
      深化课程改革,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一名教师可做的事情有限。但只要牢牢抓住转变教学方式的大方向,一年、几年、几十年坚持不懈,潜心致力,不断进取,就一定能使学生语文学得更好。
      我离开教学一线多年,我的心始终和一线相通。长期困扰我的问题,在年轻教师那里解决了,许多实验老师的案例,让我感到学生学得比我在一线时棒多了,难道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悦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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