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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师道
浏览次数: 1258 发布时间:2013-11-6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3年9月10日第16版)    □ 作者  阳锡叶  舒文 
推荐:包头三十三中校长杜海宽

  蔡元培,北大校长。陶行知,乡村教师。陈寅恪,史学教授。霍懋征,小学教师。教师,是他们共同的身份,育人,是他们一生的使命。他们身上,散发着师者的光辉。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师道,既是传承之道,也是为师之道;既是三尺讲台默默的坚守,也是灾难瞬间迸发的大美大爱;既是对人类思想的传播和文明的传递,也是校园里点滴的细节和绵长的爱心;既是一颗真诚的心、一个坚强的灵魂,也是对社会的示范、真理的求达。因为,“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谨以此献给第29个教师节
      所谓师道
  (一)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一次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回答。好一会儿,才有一名学生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他们:“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
  (二)
  王国维于《尚书》、《诗经》颇有造诣,但每次与学生讲解,他总要声明有四五处地方自己还没有搞懂。
  (三)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权劝他停止工作,赶紧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梁启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权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四)
  邓之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每到上课时间,必按时走进教室,双手捧一叠书,目不斜视,走向讲台,把书往桌上一放,摘下帽子,向学生深深鞠一个90度的躬,然后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讲。
  (五)
  “文革”期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节是陈的学生,他奋然愿替陈上台挨斗,说:“这是我的光荣。”
  (六)
  季羡林先生的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他被来报到的新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羡林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行李,有时一看就是两小时。几天后,这些学生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替他们看行李的老人坐在主席台上。
  (七)
  斯霞在南京师大附小任教,学校地势低洼,每到下雨天,校门口便成了一个大水塘。这对七八岁的小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障碍。上学时,斯霞早早地站在校门口,把孩子一个个背过来;放学了,又把他们一个个背过去,看着他们安全地离去。她说:“作为一名教师,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就叫对学生的母爱。”
      乡村教师 乡村之魂
  能为村里教育发展做贡献,能为一方培养人才,就是我最大的追求。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认为,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擎天柱,也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是乡村的文化之魂、道德表率。
  我叫黄长久,今年59岁,大家都叫我“老久”。我教书也教得久,已经37年了,这37年我一直在村小,从没挪过窝儿。
  我们村叫上垅村,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江口乡,村子斜卧在1200多米高的山顶上,至今方圆十里内无医院、无商店、无市场。但是,“高塘的席子,上垅的顶子”,人才兴盛在全郴州都有名。自恢复高考以来,我们这个一千来人的村子,先后出了3个博士后、5个硕士、300多个大中专学生,这是我教书多年最自豪的事情。
  一个人有出息没用,大家都要有出息
  如今,我与我老婆仍坚守在上垅村小。这里只有一年级学生2个,二年级6个,加上幼儿园孩子才16个,是一所地地道道的“袖珍学校”。
  1972年,我从郴县二中高中毕业,因为有点儿文化,乡里安排我到农科站工作。那时,我每月拿14.5元的工资,在生产队还记工分,一个月算下来差不多有30块,比别人日子好过一半。何况,那时,站里正准备派我去海南参加袁隆平团队的南繁育种试验呢!
  正当我跃跃欲试时,老支书黄文明找到我说:“长久,现在村里缺老师,你有出息了,可你能看到孩子们没文化吗?”
  我心里很矛盾:“回去当老师?没有编制,只有5块钱一个月,饭都吃不饱,只能吃红薯。”但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回去当老师。因为光一个人有出息没用,大家都要有出息。
  到了学校我接手一年级,此后,30多年来,我一直坚守在学校。大家认同了我,1984年,我被推选为村小校长。这期间,前妻忍受不了清贫的生活离开了。
  难道这条路错了吗?痛苦中,在郴州做生意的堂弟找到我说:“哥,你有文化,来帮我做管理吧,一年一万块,相当于你现在20年工资。”那时正值暑假,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一趟郴州,干了一个月,就拿到500块钱,相当于在学校干了一年。然而,临近开学,我却心思恍惚,怎么也干不下去了。孩子们太可爱了,我放不下他们,又回到了学校。
  后来,我感叹,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一件事,有时是不顾后果的。
  30多年来,我过着清贫的生活,学生都有出息了,上百万资产的都有十多个,村民的房子也建得一个比一个漂亮,而我家却连一片瓦都没有:老屋在一场洪水中被冲垮了,一直没钱修建,只好住在学校。九旬老父亲也只好跟着我住在学校,直到去年去世,也没能再住上自家的房子,我有愧于他。
  在自己手里没有断了文化血脉
  我刚开始教书接手一年级时,我摸了一下底,一看,零分一大把。面对这些叽叽喳喳的小伢子,怎么教呢?这让我心里十分着急。
  当时还没拨乱反正,老师还顶着“臭老九”的帽子,我向其他老师请教,很多老师都一笑了之。于是我就自己琢磨,琢磨其他老师的备课本,还一遍遍琢磨教材。这样,我慢慢学会了备课、上课,教书也越来越在行,一年下来,“消灭零分”的目标也实现了。1993年,我转为公办教师。
  这么多年来,我撰写了近30万字的读书笔记,摸索了许多“独到”的教育法门,有一些做法还得到了同行的称赞。
  20世纪80年代,作文教学从三年级才开始开课,由于起步晚,许多学生到五六年级时还写不出什么东西。为此,我大胆从一年级下学期就开设作文课,带着学生看图写字或者到大自然中寻找灵感,不会写字就用拼音写作文,效果很好。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交到市教科所,获得了乡里第一个教学论文奖。
  最近几年,学校的人数不断减少,往往只有一二十个学生,于是常常采用复式教学。但这样的教学弊端很明显,就是互相干扰大。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又摸索出“三个搭配”:高低搭配、动静搭配、异科搭配。这样搭配的好处是,高低搭配可以让高年级的学生帮助低年级的学生,不同学科同时上课相互干扰相对不大。后来,我的教学经验在全乡得到了推广。
  这辈子我最自豪的是,村里在自己手上没有断了文化血脉,幸不愧对祖宗。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上垅村在解放前就人才辈出,出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在我的先辈里,就有兴办学堂寻求教育救国之路的,有参加共产党的武装——湘南游击队寻求武装救国之路的。特别是爷爷一辈,有黄国均在郴州兴办了天奉中学,当时很有名气,也是现在郴州三中的前身。他们备受尊重。
  能为村里教育发展做贡献,能为一方培养人才,就是我最大的追求。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认为,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擎天柱,也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是乡村的文化之魂、道德表率。
  村民们的伢就是我的伢
  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同、秉性不同,我都一视同仁,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常对大家说,你们的伢就是我的伢,交到我手里放心。
  我原来有一个大蒸笼,每天中午给孩子们热饭菜。现在孩子少了,我每天就一起与孩子们同桌吃饭,从不收一分钱。村里没有理发店,我便买来剪发工具,从理发店“偷师学艺”,现在俨然是“专业师傅”了;我家还常备各种西药和中草药,学生有小病小痛,我就“对症下药”,我的柜子里,有很多药品,治感冒的、治咳嗽的、治发烧的、消炎的、止痛的。
  很多年,我家里比较困难。每年寒暑假我都外出务工,挑砖、砌墙、削竹片、下煤矿。我深感生活不易,也深感农村贫困孩子上学的艰难,因此,碰到需要帮助的孩子,我总是要伸出援助之手。
  令我欣慰的是,许多学生毕业后没有忘记我,回家总要来学校看我。今年暑假,学生黄湘云就特意从深圳回村看我,如今她事业有成,给学校捐赠了10多部点读机和不少书籍。她说十分感谢我,当初要是没有我的资助,就不可能完成学业,也不会有今天。
  37年里,上垅村孩子的入学率、巩固率保持在100%,读书伢一多,整个村的风气就变好了,连续17年没发生过刑事案件。
  明年我就退休了,对生我、养我的村子,我充满了感恩,对这所奋斗了30多年的学校也十分眷恋。我忧虑的是,没有老师愿意再到这山旮旯的学校来。年轻人不愿来,我理解,这里太偏僻,太孤独,可是,总该是有人来关注这样的山村学校的。
  最后以一首小诗总结我的教书生涯:“少小立志添绿茵,三十余载伴子规。但愿幼芽成栋梁,潜心守望终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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