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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今天才识他
浏览次数: 1569 发布时间:2013-9-17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8月9日第15版)    □本报作者:叶企孙 
推荐:包头三十三中校长杜海宽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做。“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刚刚起步的生机。
  成名正当青春时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只问耕耘真君子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四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分。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得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育土全为科学事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来做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力主校改史留名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记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一生深情唯寄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是国民党特务,被秘密逮捕,最后含冤而终。
  1947年6月2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终身未改玉壶心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时间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年,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而被批捕。他两次入狱。
  出来之后,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做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被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从此君心牵吾心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生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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