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首页 校园动态 党建之窗 德育教育 教学教研 体艺心理 师生荣誉 招考信息 公示公告 学习交流  
包头教育云招生考试登录
学习交流(杜校长推荐)
包33中选修课抢课入口
包33中音体美抢课介绍!!!!!!
● 包33中校友名录征集启事
 

“树人者”陈垣
浏览次数: 1719 发布时间:2013-4-15
  

2013年03月23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陈垣     (校长杜海宽推荐)

      语录
      人生以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
      大学设教,在应社会之需求,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以期将来致用于社会。所谓高深学术之人才,必须赖大学教育培养之。
      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
      以全祖望的《鲒土奇亭集》作为教材,是“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唯其文美及有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是在民族的危急关头,我们的祖先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的精神。
      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于急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
      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工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
      孝经曰:“士有净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
      生平
      陈垣(一八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汉族,广东江门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一九二六年—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四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他的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通讯员 祁雪晶
距北京什刹海不远,有一座灰砖灰瓦的四合院,两扇大门油漆已斑驳,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仍清晰可读。这里是兴华胡同13号,陈垣故居。
      推开院门,一尊陈垣的半身像矗立在庭院中,角落里陈垣手植的两棵海棠树已经长成合抱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垣常以“种树者”自居。书房中高悬的“励耘书屋”牌匾,诉说着主人的一生。
      时光回溯到1951年的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一位年过七旬的学者: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国宝”陈垣就此得名。
      谈起陈垣,似乎更多人聚焦于他的史学造诣,然而其教育家的一面却多少被人忽视。
      91年人生,74载教书,涉足之广独一无二
      1898年,广州一家蒙馆来了位小先生。这是陈垣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才被请来教书,那年,陈垣年仅18岁。
      这位小先生年纪虽轻,胆子不小。开讲头天,竟然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一言既出,语惊四方。自古以来,书馆的学生背不下来书挨板子似乎天经地义。陈垣自己也曾挨过板子,所以对体罚很反感。这个告示自然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新会郊外的篁庄小学,1906年,陈垣因躲避清政府追捕,曾在这里教过半年书。“我在这个学校是一揽子课都教。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很欢迎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他是那个守旧闭塞的小学堂里最新潮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
      “不喜八股好泛览”的陈垣在科举失利后,抱着“唯有科学发达方能使中国摆脱落后”的想法,于1908年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等学校。这里也是陈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形成对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初步认识的起点。陈垣不仅是光华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在毕业文凭上,他以董事“陈援庵”的名字,签发了给“陈垣”的毕业文凭。当时为了解决教学用具的缺乏,陈垣常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的乱坟岗上,去捡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净作为教具,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标新立异”的老师。
      发表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是陈垣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已从广州到北京从政4年,反过清廷、办过革命画报、参与过反美“拒约”运动、当过议员、做过教育次长……看透了官场泥泞之后,陈垣心中的幻想逐渐破灭,“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生于乱世,无所适从,直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办学对于陈垣已不是第一次。1921年,陈垣又创办了北京孤儿工读园,学校专收贫苦学生,不收学费。校门上挂着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其办学之意,可窥一斑。彼时,陈垣一人身兼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等数职,还兼教国文、历史等课程。不久,他在工读园的基础上创办了平民中学,学校以功课好、纪律严而闻名于北平。
      如火如荼办教育的同时,1923年,陈垣精心撰述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蔡元培赞其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彼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91年人生,陈垣有74年在教书,想必他从未想过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自其18岁始,先后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创办过孤儿工读园、平民中学,做过46年的大学校长。其涉足教育领域亦是宽广,在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过独特贡献。这在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给青年人戴上国学“眼镜”,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陈垣之于辅仁,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因此得名。这所大学在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而传奇的缔造者乃陈垣。
      1926年,辅仁大学(下称辅仁)创始人英敛之在临终之前将大学托付给了陈垣,自此,辅仁开始了“陈垣时代”,也由此迎来了它的辉煌期。直至1952年,辅仁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这所奉儒家经典为校训的大学,却是一所教会大学。其创始人英敛之起初主张“全盘西化”,彼时“西风东渐”正浓,传统国学日渐式微。“五四”后,中国进入大规模输入西学的时代,彼时的青年以学经济、外语、技术为荣,对于国学则视之为无用糟粕。陈垣对此痛心不已,“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民族,就要保住民族文化”。自此,陈垣开始了在辅仁的“教育救国”计划。
      辅仁短短27年历史,始终伴随着来自古今中西的力量博弈,陈垣则是这场博弈战的掌舵者。在陈垣眼中,辅仁的学生应“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他认为,“有志之青年,决不可轻弃华文,不然,数典忘祖,将不知为何种族类”。
      开设国文课是他在辅仁播下的第一枚教育救国“种子”。在他看来,国文教育是给青年人一副“眼镜”,有了“眼镜”,你就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能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20世纪初,汉学研究外胜于内的局面让许多中国学者倍感耻辱。陈垣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垣的学生柴德庚、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他深深意识到国文教育是重振汉学之基础、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梁、民族精神之核心。
      大一的国文课由校长陈垣亲自主持,并选用了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讲授,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等都是当时的授课老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成就很高的学者。启功曾回忆说:“学年末全校大一国文会考,陈垣先生亲自出题,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受中西传统文化熏染,辅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学风,有顺口溜谓之: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辅仁校风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对于西学,陈垣也同样倍加重视。辅仁的教员中,外籍教师比例为30%。中西结合的教师和管理队伍为融汇贯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如今,走进什刹海旁的辅仁大学旧址,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顶、汉白玉须弥座、红色雕花窗棂、蹲伏的石狮依然彰显着浓郁的中式风格,这所由陈垣从美国请来的建筑师墨菲,采用西方新工艺、新材料设计建造的校园,被誉为旧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筑之一。即使是校舍,也无不显现出陈垣的理念——会通中西,美美与共。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
      “甩手”校长只攥紧两件事:教学、师资
      辅仁的“陈垣时代”有一个独特的印记,那就是校长“甩手”不管校务。
      辅仁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办学权、管理权实际掌控在教会手中,因此陈垣形容自己是一个“甩手校长”,并不参与大学具体管理。但有两件事,他却紧紧攥在手中,丝毫不敢放松——教学、师资。靠着这两个“杠杆”,陈垣将辅仁推上了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的北平四大名校之席。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陈垣为辅仁揽贤的法宝,陈垣选拔人才,不因循守旧,没有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唯才是用。
      “中学生”启功“三出两进”辅仁的故事为人熟知。启功曾说,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但“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位,就是陈垣先生。如启功般,只受过旧学教育,没有进过现代大学,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自学成才的辅仁教授并不鲜见。
      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余嘉锡就是其中一位。他被陈垣发现并延聘为辅仁教授就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陈垣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发现课堂上一位名叫余逊的学生作业甚精,一经询问才知其家学渊源。陈垣爱才如命的“嗜好”立即发作,经过多方辗转,1930年,陈垣终于聘得余逊的父亲、在湖南老宅设馆授徒的余嘉锡为辅仁讲师,并不到一年升任其为教授,这在当时成为京城一段奇谈。与余嘉锡经历相仿的还有伦明、于省吾、唐兰、溥雪斋、陆开钧等一批旧学先贤。
      据统计,1925年—1948年,辅仁聘请了总计950名教员,其中不乏语言学大师刘复、沈兼士,金石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邓之诚,语言学家魏建功、陆宗达、罗常培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大师。曾担任校长秘书的台静农曾说:“因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他就将他们推荐出来。”
      然而,陈垣并不是见“贤”就揽。1933年,陈垣的高足蔡尚思曾有意在辅仁执教,开设哲学史等课程,陈垣回信说,辅仁史学系所缺的是“断代史教员”,直言弟子不太适合来辅仁执教。
      他重视基础教学,开设了在史学界开风气的两门课程——“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名著评论”。这两门课程对于文科研究者而言,就如同打开学习历史大门的两把钥匙。90年后的今天,国内历史教育界依然在开设这被奉为经典的“两课”。
      他对教师教学态度要求之严格,也让当下校长难以企及。启功曾回忆起陈垣对他耳提面命的九条“上课守则”,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陈垣对教学的细致认真,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陈垣还把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带到辅仁,对学生要求极为苛刻。受业弟子董鼐曾回忆说:“每次上课,必指定看十多本参考书,只这一手儿,就把系内学生逼得鸡飞狗跳了;何况考试时,他绝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都是课外的,没浏览过参考书,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因此,不少学生中途被淘汰。在学界传为佳话的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就是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
      陈垣培育的人才可谓精英辈出,有科学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但大部分学生还都是接过了“援庵先生”的教鞭,从事教育工作。仅以历史学家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著名大学历史学的系主任,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在一起开学科研讨会,就如同“师门聚会”。
      许多年后,有关大学“校长职业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回望陈垣“甩手”校长的治校之道,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哲意不禁让人感慨。
      2002年,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时落成,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彼此相望,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相守。
      印象:祖父的家书“函授”
      ■陈智超 口述 祁雪晶 采访整理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祖父援庵先生教育子女的准则。他常说“教”和“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一种环境氛围里自然养成。
      我祖父援庵先生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全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图书馆员。
      我父亲陈乐素与我都是研究历史的,陈氏一门连续三代成为史学家,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祖父从未刻意培育“接班人”,在我看来,不管是祖父对父亲,还是父亲对我,都从未提过自己的孩子应学习历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可以说纯粹依赖开明家风的鼓励和长辈的启发。
      对我父亲,祖父以引导为主。父亲7岁的时候,祖父用《三国演义》给他做学习文史的启蒙读物,让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还要记熟。等到父亲大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父亲帮他抄写一些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他的兴趣和读书方法。
      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当面接受祖父教诲的机会,我亦如此。更多时候,祖父是通过家书教育我们。在后人眼中,我们也有一个可以亲耳聆听祖父授业的“大学”——家书“函授”。
      祖父的家书,不外乎两个内容。一为惦念家人的关切之情,再者就是教育我们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后者更甚。因为所言的道理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至今读起来还觉得真切。
      祖父在家书中多次传授自己的经验。他曾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1939年,我父亲在香港一女子中学任教。那段时间祖父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家书就成了祖父给父亲授课的“讲堂”。
      在这个特别的课堂上,大至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小至备课、学生管理、课堂管理、课业批阅等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有细致入微的指导。祖父常说对学生应多鼓励、多夸奖,要让学生产生兴趣,教学上出现问题,责任在于教师,而不在于学生。现在许多人教书教不好,总是责怪学生素质差,这是值得反思的。
      我父亲自1943年初到浙江大学任教后,祖父又针对大学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教大学(要自己劳)与教中学(要对学生劳)不同,亦须注意”,“教书最好能教学相长,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后能出色。”在祖父的指导下,父亲在浙江大学的课程颇受学生喜爱,特别是具有陈门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
      祖父在强调教学的同时,还对教研结合有诸多叮嘱。“教课之下,应自做文章,甚盼甚盼。”“‘舍己芸人’一语,幸切记。总要留一点日子为自己修养之地。”
      祖父对子女读书、做学问总是大力支持,他对父亲的教育,也随着父亲对我的教育沿承了下来。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通过身教示范,在潜移默化中启发我们的自觉性。
      我选择学历史,也是受到父亲的启发。父亲写《宋史艺文志考证》,要先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父亲就让七八岁的我和二姐两个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来就用红笔做记号,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让我们两人交换检查,如果发现了对方的错误,就给一个奖品。本来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于有这样一种竞争,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启发、熏陶,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
      家书,在那个战乱纷飞、新思想萌发的年代,不仅反映出了祖父与父亲鸿儒间的探讨,也有父子之间的谈心。在这些家书中,祖父忽而是充满殷殷关爱的慈父,忽而是严谨认真、充满热爱和激情的良师。一句句教诲、一声声叮咛,无论对于专业学者、师者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有很深的启示。
      (陈智超系陈垣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对话:要反思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
      ■通讯员 祁雪晶
      陈垣留给我们怎样的精神遗产?笔者就此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学者——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和教育学部教授孙邦华。
      笔者:从教育家的角度而言,你认为陈垣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孙邦华:就校长角色而言,陈垣既不像蔡元培那样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大学校长,也不像张伯苓那样是一个管理者型的校长。前者用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改造北京大学,后者事必躬亲,将管理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陈垣的教育理念体现在他教学、治校、为学、育人的方方面面。如大学教育必须坚持会通中西的办学宗旨;坚持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和高标准要求;大学的学术研究也应该重质而不是重量,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及成果;大学管理者应该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对大学的影响重在精神力,不必做一个低层次的事务性校长。
      周少川:陈垣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教育观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流传依然历久弥新。他强调基础教育,尤其是国文教育,源自于他朴素的理念——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致力于能力培养,让教师、学生都动起手来,源自于教育家“知行合一”的信念;他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师范教育更是一个教育家的本色体现。
      笔者:陈垣教育理念是否都沿承至今?
      周少川:谈起对陈垣理念的沿承,我重点说一些遗憾的地方。举一例,援庵先生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开始于1938年,在近代史学转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师资的问题,1948年后就不再开设此课了。1980年后,陈乐素先生子承父业,又开了这门课,其弟子也有零星地开了此门课程的,但在大多数高校的历史专业,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了。如今许多学者呼吁历史教学必须有“史源学实习”课,我个人也非常赞同这个呼声。实际上,陈垣其他很多理念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实现,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梳理他的教育理念,以供后来者借鉴学习。
      笔者:陈垣的办学经验对当下大学改革有什么启迪?
      孙邦华:当下大学教育改革也存在一种“西学东渐”的趋势。言及改革,各高校纷纷走出国门去欧美国家“取西经”,很多大学也把国际化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之一。在忙着取经的时候,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多招收一些留学生,引进几个候鸟式的“外教”,请几位外国专家做讲座就是“会通中西”了吗?“会通中西”是建立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之上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我认为一流大学的建设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中国的一流大学要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周少川:现今许多大学都在搞通识教育,其理念实际上与陈垣重视基础教育,注重人格培养和能力培养相通。但在我看来,有些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是完全失败的,其余大部分也都流于形式,成为了功利化的通识教育。陈垣先生在人才培养中贯彻一个理念——教育是激发人性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健全人的仁、义、礼、智、信,让人的真善美本性得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当下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以为有一些可以修身养性的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就可以达到使学生“博”的目的,实际上很多课程都沦为“混学分”的课程。总而言之,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改革的征程依旧任重而道远。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人生的非线性回报
对于教师来说,思想贫困是最常作印大的贫困
如何改进学校整体的教学
新时期改革开放有什么不同
《论语》趣
张英家训的当代启示
做回你自己
劝 学
小议“师道尊严”
全球化,没有解决好的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