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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生:捍卫常识的思想者
浏览次数: 1868 发布时间:2013-3-4
  

2012年12月21日 作者:沈大雷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校长杜海宽推荐)

王栋生,1950年生于南京,江苏省特级教师。

  “教育是‘慢’的事业,就跟种树种庄稼一样。不要误了农时,在每个季节做应该做的事情,怎么可能生长不好呢?”

  初冬时节,午后的阳光薄薄地洒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园。距离教学楼不远的一处花园里,金黄的法国梧桐下,有几排雅致的木制座椅,这便是退休教师王栋生会客的地方。

  常有慕名者来访,王栋生轻易不到办公楼会客,“那样会给老师们添麻烦,妨碍他们工作。”他一再说。

  “王老师近来身体可好?”“老王今天来啦?”……曾经的同事看见王栋生,总是问长问短。

  “托福,总算没有更糟糕。”每逢此时,王栋生总要驻足和他们聊上一会儿,“近来读哪些书?”“家里孩子还好吧?”此时的王栋生神情关切专注,是一位慈爱的长辈。

  谈话间,看到几位来听课的教师骑着电动车从校园穿过,王栋生的脸色倏地变了,“就这么点距离,为什么不能推一下呢?学生可在看着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这不是附中的教师,我们学校的老师从来不敢在校园里骑车,因为他们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苟且,就没有底线了。”

  看到一位面色冷峻的老人远远地指着自己,有个骑车的老师赶紧从车上跳下来,低下头推着车快步走开。此时的王栋生,丝毫不讲情面。

  王栋生是一位语文教师,又是一位杂文家。30年教师生涯,他心怀“人的教育”,主张教育要培养人格和情感健全的人;呼吁教师“不跪着教书”,践行着一位独立思考、敢于捍卫教育常识的教师的尊严。课余生活,他矢志创作,文风犀利,千余篇杂文谈笑怒骂,指向教育时弊。

  王栋生,还是吴非

  相比之下,王栋生的笔名吴非,更为世人熟知。他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中国人的人生观》、《致青年教师》等流传甚广。吴非的读者里,不乏好奇者,费尽心思揣测“吴非”的寓意。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笔名,其由来竟然如同“张三”、“李四”一样稀松平常。

  1968年12月,18岁的王栋生到农村插队,农民的贫困让他目瞪口呆。而文革时期,农民之间的批斗和揭发,人伦亲情的丧失,更让王栋生触目惊心。多年以后,王栋生将自己插队的经历戏称“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格”。

  前途黯淡,生活维艰。1973年,在农村插队整整5年的王栋生遭遇了人生最苦闷的时期。此时,因为偶然的机会,王栋生得以结识剧作家陈白尘。这对年龄相差40多岁的一老一少以书信交往,谈创作,谈近现代史,谈时局……一来二去,竟然成了忘年交。“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王栋生说。

  1978年3月,王栋生跨入南京师范大学校门,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那一年,他28岁。他一心想着“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于痴狂。

  4年后,王栋生执教南师附中。他自愿选择从初一语文带班,从初中到高中完整地教了一个大循环,为以后的专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教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愚弄青少年了!”亲眼见证文革乱象,王栋生对瞒和骗的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教育要培养人格、情感健全的人的想法,悄悄在他的内心埋下了种子。

  “我总想,中国的教育缺少一种人道精神,我们教育的旗帜上,没有人性的光辉。”1987年,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的论文,把王栋生推上风口浪尖,当年的批判者认为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没多久,《扬子晚报》副刊的朋友请王栋生帮忙开杂文专栏,“再不写,笔杆子可就冷了。”朋友劝道。“既然写论文也遭祸,索性就写杂文吧。”王栋生试着写了三种长短、风格不一的杂文,分别以“张非”、“李非”、“吴非”作为标记,让编辑挑选。

  编辑们看中标名“吴非”的那篇,专栏隔日开张,王栋生从此又成了“吴非”。苦难岁月刻骨铭心的经历与独立思考的记录,成为王栋生精神的源泉,他开始将饱含着“人、人性、人道精神”的教育思想诉诸笔端。

  开始每周一篇,后来稿约多了,王栋生欲罢不能,二十多年,发表杂文、评论两三千篇,1996年以来,他三次获得“林放杂文奖”。文坛从此多了一个杂文家——吴非。

  纯粹的教师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杂文家,我是语文教师,写作仅仅是我的习惯而已。”令人意外的是,对于杂文家的名衔,王栋生似乎淡然。

  在王栋生眼里,有语文教师这一称呼相伴足矣。“中等的收入,朴素的生活,高尚的追求,这是一名纯粹的教师的境界,也是我所追求的人生。”王栋生说,“前两者可能不难做到,至于后者怕是要盖棺定论了。”说罢,他爽朗一笑。

  作为教师的王栋生,是温和慈爱的。他说:“尊重人,把学生当人,人的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在他的教育词典里,“人”出现的频率很高,对“人”的重视,是他教育思想的精髓。

  他的课堂,学生生病了可以不用补交作业,“生病已经很苦了,最需要休息。高中阶段五百多节语文课,初中阶段六百多节,小学一千多节,耽误几节课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课堂,学生可以睡觉。“我有这个自信,如果学生上我的课睡着了,肯定是极度疲劳,要不就是病了。”前些年,有个高三学生,第一节课就睡着了,王栋生特意嘱咐别的孩子不要吵醒他:“现在课业压力重,昨天肯定熬夜了。”

  他的课堂,学生迟到了,不用喊“报告”,悄悄坐下就行了。“学生迟到肯定有原因,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啊!”

  课上读学生作文,他会先问一句:“我可以读你的作文吗?”“学生年纪小,也要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日记是私人隐秘的世界,有权不让别人看。”

  在王栋生眼里,教育就是一个个这样的细节。

  在餐厅吃饭,看到有的老师倒饭,他非常不安。老师抱怨:“饭菜难吃。”

  “如果学生看见了,你的教育就归零,以后你很难有资格批评学生浪费了。”他说,“校园里面无小事,教育无小事。”

  他也要求自己的学生成为真正的人。有时他会问学生:“那个扫地的清洁工姓什么?”“你在师大附中食堂用餐3年,能不能说出哪位师傅姓什么?”

  “他们为你服务几年了,如果你连一个工人师傅都不认识的话,这就不是真正的附中人了。”他说。

  在王栋生看来,教学的目的在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王栋生曾有激愤之言,“那样,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没有思想的奴隶。”

  前些年,附中上下课的信号,一直用旧式电铃。王栋生认为,学生每天几十遍地听这种刺耳的电铃声,对身心健康不利,但是多次建议均无果。他患病大半年,没进教学楼。有一次,他偶然去学校,发现铃声变成了悦耳的乐曲。原来,这是学生李新宇向学校建议的。

  王栋生惊喜地问她:“你是怎么做的?”李新宇说,她决心在毕业之前让学校把信号改过来,前后三次去校长室反映,要求停止使用电铃,改为乐曲。第三次反映不久,学校改变了信号。“这样的学生纯真可爱。”王栋生把心目中对学生的最高评价送给李新宇。

  不过,较起真的王栋生有时也会令人难堪。

  有一名他教过的学生上了大二,写信问候他,字写得很好,可是有三个错别字,还有几句不通,王栋生用红笔改过,把别字圈了,给学生寄了回去。此后许多年,学生没有再联系王栋生。“这件事情,我处理得可能不好,她也可能会埋怨我。但是,我是语文老师啊,看到学生犯错就不能放过”。

  夏天,学生没能及时打扫教室里的盥洗间,污水横溢。王栋生罕见地发火了,严厉地批评学生。“这个时候,如果我保持沉默,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王栋生说。

  有个学生家境贫困,却经常泡网吧,连续四五周不交作业。王栋生批评了他。学生威胁说,我去找校长投诉。王栋生愤怒地说:“你现在就去,我可以让他来教你的语文!”

  “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动辄就搬来关系或是校长来压制教师,怎么和市侩一样?风气太坏!”王栋生说,他可以容忍学生犯错误,但唯独不能容忍他们“告密”、“打小报告”,在他眼里,尊重学生,不是简单地迎合与敷衍,该管教就得管教,这是对学生的前途负责。

  他的理想他的梦

  王栋生的内心,一直有个教育梦:

  “在早晨的阳光中,学生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他能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能吃到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他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叫喊,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他捧起一本诗集,轻声地读给父母听……”(《致青年教师》)

  有同行看到这段话,颇不以为然:“老王已经‘奔六’了,怎么还像做梦一样?”

  “教育的环境正来自于教育者的理想。一名教师、校长若是没有理想,是很猥琐的。”王栋生说,“上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时,尽管没有人提供免费午餐,上学时仍很开心,在学校里能做喜欢的事。为什么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呢?”

  在王栋生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南师附中也曾有过一段“好日子”:

  “当年,应试教学还不很盛行,很多学生受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讲课联系到一部外国名著,马上会有不少学生说‘看过了’;课间,总会有学生和你交流一部小说的情节。”

  “带南京大学少年班时,冬天早上天没亮,我就爬大门进学校,到宿舍把学生喊起来,跟我一起跑步;第一学期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学生去博物馆、美术馆,见世面;有经典影片,一定找来,组织他们看。”

  ……

  正是在那个年代,王栋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教育原点,“要按照教育常识办事,教育观念正确了,下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基本教育观,包括常常被人提及的“不跪着教书”,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在王栋生的教育词典里,“常识”是又一个高频词。他常常讲“捍卫常识”,就是要尊重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是‘慢’的事业,就跟种树种庄稼一样。不要误了农时,在每个季节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阳光有了,水分有了,怎么可能生长不好呢?”

  “捍卫常识”,从那时起,王栋生没有在这一立场上后退一步。

  他痛陈应试教育之弊和高考之痛,认为某些地方的“高考特种兵学校”,是夸大社会阴暗,借机把“丛林法则”引入校园;他创新实验,在高三阶段组织学生写社科论文,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自我;2004年所谓的“南京高考之痛”,他不惧众口嚣嚣,表明立场,他坚持认为,课改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改造中国教育的唯一道路,教育已无路可退;他参与编写苏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前后近十年,耗去了他几乎全部的课余时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认为付出是值得的……

  然而,回归现实,许多教师眼中仍旧只有高考,很多人拿着新教材照样用老办法教学。作为教科书的编写者,他唯有叹息。尽管平时倡导学生“自由地写”,到了高三,他也不能不考虑学生利益,不得不教学生一些应试技巧,他因此感到遗憾。因为始终反对落后的应试教学,他遭受的攻讦颇为猛烈,对方显示出“群众基础”,而他往往单枪匹马。

  “杨东平先生说过,对目前的应试教育,家长和学校各负一半责任。”王栋生无奈地说,“我看不起高考的水平,但是我的学生得上大学。”

  于是,他经常想:在这个社会,如果教师按照教育常识教学,学生按自己的理想兴趣学习,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是真的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这个学生走向社会时,是不是就没有幸福了呢?

  王栋生从不认为教师人微言轻,他认为,教师可以和校长平等交流,对学校的决策发表看法,是教师的基本权利。

  有校领导对教师颐指气使,不管教师多忙,总是把老师喊到校长办公室谈事。王栋生告诉校长:你不能对教师这样说话,正因为你是校长,你必须尊重这所学校的每一个人。

  教师节,有个房地产商捐资,给教师颁发“奖教金”。作为获奖者,王栋生不想接受房地产商人的“奖励”,独自走出会场。某报得知后想报道这件事,王栋生却不同意,他说:“获奖的共有8个人,我可以退场,但我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每个人都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我没有私敌,虽然有人说我难相处。但如果你无视学校荣誉,跟教育常识作对,侮辱学生,我当然不客气,会跟你过不去。”王栋生说,“我早就不在意‘领导关心’和‘群众支持’,一傅众咻,我甚至也不再在意学生的理解——而只在意自己是否有遵循教育常识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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