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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幸运与不幸
浏览次数: 2720 发布时间:2012-4-16
  

作者:黄敏兰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1年01月14日

     “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必有一天会到来,但那时我还在。”史铁生曾写道。今天,当“消息”到来的时候,我们传播的既是他死的消息,也是他“还在”的消息。《中华读书报》谨此刊发黄敏兰女士的回忆文章,以为纪念。  ——编者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

  1969年1月13日上午,北京火车站红旗招展、人潮如海;鼎沸的声浪中夹杂着一片哭泣声(史铁生《病隙碎笔》中亦写道:“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一群青少年正在站台上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这其中就有刚满18岁的史铁生和15岁的我。随着汽笛的长鸣,我们坐在不同的列车中,向遥远的陕北进发,一起奔赴那“广阔天地”。共同的经历使我能更深地感受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也更能认识他个人道路的坎坷。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在本文中,会较多使用“如果”这个词,以探讨命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就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史铁生作品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意志的考验,也是体力的考验。史铁生的意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因脊髓受损伤而引起腰腿疼痛。如果史铁生当时马上申请“病退”回北京,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回京后可以得到治疗,使病情好转,也可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按照北京市政府的知青政策,患病的知青可以以“病退”的方式回北京。虽然上面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很少有知青真正这样想。所以有些健康的知青也想方设法“病退”,例如开假的诊断证明、装疯、装病,甚至自残(当然是轻度自残,以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有门路的知青则不用如此费劲,一些干部子弟或直接调回北京,或“走后门”当兵、以军队为跳板回京。

  1971年,我们公社革委会(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举办知青学习班,重点批判知青怕苦怕累、不安心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名干部子弟因在给朋友的信中诅咒陕北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受到缺席批判。后来我们才得知,正在我们义正词严地对他大张挞伐之时,这位知青已乘上飞机,飞回北京,匆忙得连行李都没有带。他能顺利地跳出“苦海”,完全是因为其父得到平反,恢复高官原职。

  史铁生尽管不能“走后门”离开农村,也不会不择手段逃离陕北,但是以正常渠道回京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他当时对病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只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也许还有一点,是他可能并没有把陕北看作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是把它视为“世外桃源”。他看到乡亲们辛勤的劳作中也有诙谐和欢笑,并把人们挥汗如雨的劳作描绘成一幅从容、有节奏的动人画面。“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精神的畅想抵消了史铁生身体上的苦痛,让他并不急于告别陕北。

  善良的陕北老乡心疼史铁生,照顾他,让他干较轻的活——喂牛和放牛,这让史铁生心里充满感激。在陕北,唯一能代替人力的牛被乡亲们视为宝贝,喂牛又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老乡把喂牛这样机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初到农村的小青年,充分说明对他的信任。孰料,这出于好意的安排,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完全是一场意外,在一次山野放牛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起史铁生持续高烧,结果就卧床不起,稍稍缓解后也难以正常行走。如果史铁生在发病时能得到救治,起码及时退烧,或许不一定使病情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可惜当地的医疗状况不能满足这种急迫需要——既无“120”系统,也无基本的急救设施。

  如果史铁生有特殊的背景,也能及时获得救助。例如我们县曾经历两次特殊的空中“120”行动。一次是几名高干子弟被严重烧伤后,其同伴直接打电话给中南海,空军的直升机马上将伤员接回北京;第二次是一名知青“模范”人物不慎摔断腿,北京市派直升机降临黄土高原。但史铁生当然是不可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

  于是治病就这样被耽误了。他不得不在1972年告别陕北,真正“病退”回北京。

  我不知道史铁生有多少次试图赴死,但我知道他比绝大多数病人都饱受选择生死的艰难。

  史铁生曾对我说,他一生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没能上大学,要不是因为那场倒霉的病,他肯定会像我一样在1977年考上大学。虽然农村生活也给我带来不少疾病,例如淋巴结核、风湿热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像史铁生的病那样可怕。我等到了恢复高考那一天,所以后来的生活道路也要比他顺利得多。史铁生还说,他若参加高考,一定会报考英语专业,因为他在学校时英语成绩很好,本人也喜欢英语。我想,那不是太屈才了吗,如果史铁生不成为文学大师,而是从事其他行业,哪怕是很好的职业,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文学都将是一大遗憾。

  史铁生初回北京后的几年,几乎就是在痛苦中挣扎。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的抉择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人们一般喜欢引用《我与地坛》中的那句名言:“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似乎史铁生有着超然于生死的天性。但人们未必知道,他这份迎接死亡的宣言看似洒脱,却是经历了多少痛苦思考才做出的。我不知道史铁生有多少次试图赴死,但我知道他比绝大多数病人都饱受选择生死的艰难。

  史铁生回京后马上住进友谊医院,是在他父亲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医院的。当时他曾暗中发誓:“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没想到一年之后却是被人抬着出院。为什么没治好病也没去死呢?其中原因很多,一是天使般的大夫的挽救。一位王主任和一名护士长两次将他从死神那里“抢下来”,王主任后来劝他看书,说:“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这句话给他指出一条活的路,让他慢慢地做些事,于是慢慢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还有就是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史铁生说:“我没死,全靠了友谊。”朋友们鼓励他,不时给他带来欢乐和对新生活的期待。(《我二十一岁那年》)

  出院后的史铁生成了“待业青年”,前途无望;他母亲不甘心放弃,多次尝试治疗均以失败告终,也引起他的烦恼。于是他经常失魂落魄地跑到家附近的地坛公园,不断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地坛的苍凉与宁谧让史铁生躁动的心安静下来,让他暂别外界的纷扰,沉迷于精神的畅想、与大自然的交流。静下心来的他,也能通过观察地坛的人与事思考尘世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洁净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灵魂的支柱——上帝(这个概念并非狭义的、具体的“上帝”)。他不停地与上帝对话,终于在上帝的感召下,使精神得到升华。不幸的史铁生因幸运地走进地坛而选择了生路。“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若换作人潮密集的北海、颐和园等名胜景区,即便有动人的美景,也不能符合史铁生的需要。“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活的问题了。这期间他母亲不断到劳动局低声下气地为儿子申请正式工作,但每次都遭遇冷漠的拒绝。不得已他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工资好像是每月15元,仅能糊口。这种糟糕的境遇让史铁生痛苦不堪。因为他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残疾人;却恰恰又是一个追求崇高感和优美感的人。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尊严”还是个陌生的字眼,至于残疾人的尊严就更无从谈起。且不说处处遭受白眼是寻常之事,更有人肆无忌惮地当众讥笑、嘲弄。有人嘲笑他,他说他恨不得抱着炸药包冲过去,与之同归于尽。少数人善意的同情和怜悯,更令有着高贵品格的他难以忍受。找不到正式和体面的工作,只能和一些没文化的老弱病残者为伍,以画彩蛋这种简单劳动为生。从史铁生作品中描绘的阴暗破旧的工作场所、低俗的氛围,即可看出他对自己当时状况的不满甚至痛恨。

  为了有尊严地活着,他必须找一个体面的职业。

  起初史铁生试图走外语翻译这条路,但是当时的中国尚未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没有展开,这条路显然行不通。于是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改投文学门下:“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我与地坛》)

  选择了写作的道路是一方面,是否具备写作的能力还没有把握。别人质疑他学历不高,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可以“体验生活”,如何能够写作?

  幸运的是,上帝给了他超凡的文学天赋:简洁优美的语言、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一切,再加上对生命、对命运独特而深邃的思考,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作家史铁生。他的作品取得一连串的成功:《午餐半小时》和《爱情的命运》通过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希望》杂志问世,史铁生说这是他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午餐半小时》后为《花城》转载。《兄弟》和《没有太阳的角落》在北京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首发,而后为《青年文学》和《花城》转载。随后,《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及其后的作品相继问世,引起轰动,更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史铁生说他的作品是在《希望》上最早变成铅字的,由此与西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我们西大同学,尤其是77级的,把史铁生视为校友。更巧的是,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也是我的校友,在校时我们已有较多来往。她是数学系的,而我是历史系的,是同一级。虽然隔行如隔山,当时文科与理科学生交往并不多,但对陈希米来说却是一个例外。她经常跑到我们宿舍聊天,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成了朋友。这是因为她的知识面广,所以乐于搞“跨学科”的交流。希米调到北京后,能够在华夏出版社做文史编辑,并升任编辑室主任,就充分证明了她文史知识的丰富。后来我的一些书评得到他们夫妇的欣赏,陈希米给我寄了不少她编辑的书,有时也让我写写书评,于是关系更加密切。此是后话。

  从知青到画彩蛋的“待青”又到作家,史铁生的命运有着巨大的改变。命运让他去思考命运,苦难驱使他去回味苦难。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命运又跟史铁生开了个大玩笑:由慢性肾病发展为可怕的尿毒症,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虽然四肢健全的人也会患尿毒症,但是史铁生的新病却是由老病引起的:因为身躯长期弯曲、不能正常排泄,尿液中的毒素难以及时排出,严重损伤肾功能。史铁生不得不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最初每周两次(一般病人都是这样),后来因病情加重增加到每周三次。每次透析四个半小时,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损害,但史铁生因为体质太弱,回到家中已是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这些还能够忍受,最重要的问题是昂贵的医药费如何解决。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不少病人因没有钱而只得等死。有钱和没钱,竟然成了生与死的界线。幸运的是史铁生因“有钱”而被留在了“活”的这一边。这个幸运来自朋友的帮助和他作家的身份。最初是朋友们为他筹集医疗费,后来考虑这不是长久之计,便向有关方面申请资助,后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向东城区、朝阳区、北京残联、北京作协募集解决,2008年正式成为北京市专业作家,年底开始由北京市文联报销透析费、医药费。

  这样看来,当初选择写作对他生活的意义多么重要: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改变了人生的道路;还为之后的生命提供了保障,这是当初难以想到的。如果他始终画彩蛋,多半要归到“死”的那一边。有组织的帮助就大不一样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次看似令人绝望的打击没有让他气馁,终于通过拼搏跨越激流险滩,赢得胜利,然后又镇定地迎接下一场命运的较量。从知青到画彩蛋的“待青”又到作家,史铁生的命运有着巨大的改变。命运让他去思考命运,苦难驱使他去回味苦难;理性的思考使他战胜不幸,并把痛苦降到最低点。

  “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临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追求使你充实,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好运设计》)

  在《病隙碎笔》中,史铁生说:“有一回记者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四十八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种说法,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我有时想过,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做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罢,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让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却被他描绘得如此轻松,有着这样心态的人还能活得不愉快吗?

  他也的确有很多幸运的际遇,这是他能满怀幸福感地活下去的关键,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动力。这幸运首先来自三位伟大的女性:奶奶、母亲和妻子。

  史铁生的幸福不仅来自于他对命运的深刻理解,即使从实际生活来讲,他也的确有很多幸运的际遇,这是他能满怀幸福感地活下去的关键,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动力。

  这幸运首先来自三位伟大的女性:奶奶、母亲和妻子。

  对奶奶和母亲,史铁生充满感激和怀念。他在作品中说,如果有一片空地,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奶奶。选择合欢树是因为母亲一次从劳动局返家途中,在路边挖了一株合欢树树苗(当时以为是含羞草),栽到自家院子里。选择海棠是因为他小时淘气,经常呆在海棠树上不下来,奶奶从树下给他递吃的、喝的、玩的,或扶他下来回家。

  奶奶和母亲给予他无边的爱,也让他懂得什么是爱、应该如何去爱。在《奶奶的星星》中,奶奶告诉他的故事与通常的说法不同:一般人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奶奶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人死了,就会升到天空,变成星星,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于是他“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他透过奶奶的博爱,思考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人与人的相互迫害,从而认识到:“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在《好运设计》中,史铁生所描述的那个母亲,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母亲:“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一个明智的母亲,她教育你的方法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这样你就会爱她,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

  史铁生曾阐述写作的目的,是要将思索的结果造福于后人,为后人铺平道路,这样做使他感到幸福。他说“一个真正的幸运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如此高尚的情操。”(《好运设计》)可以说,爱是史铁生写作的动力,也是他作品的主题之一。

  到后来,史铁生又有了陈希米这样一个善良、聪慧的妻子。史铁生和陈希米个性不同。史铁生是北方人,性格豪放却又平稳,说话不紧不慢;陈希米是上海人,说话语速快,干脆利落,性格也很爽快。他俩恰好互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铁生有着较深的宗教情结,希米在华夏出版社做的书也多是在神学和西方哲学方面。这是否反映了两人共同的志趣?希米也是个要强的人,尽管自己身体也不好,平日里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病人,她仍不懈努力,做出不少大项目,着实令人钦佩。史铁生说,没有希米,他绝对活不到现在。无疑,把希米送到铁生的身边是上帝对他最好的眷顾。

  一次史铁生又提起对外语的爱好,无意中透露说他时常给夫人用外语发短信,无论她是否在家;这是他对妻子的挂念,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好玩。他问夫人:Where are you?What are you doing?我问希米是如何回答的,她说,我没理他。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史铁生也跟着笑,一点儿不显尴尬。也许希米不理他倒比有问必答更合他的意。

  现在幽默、有趣的铁生走了,希米难免会感到寂寞。从此我便由挂念铁生转为挂念希米了。

  史铁生的幸运还在于他有许多好朋友,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鼓励他写作;随时给予帮助:外出时推轮椅、生病时送他到医院、帮助解决房子、医疗费等问题、把门前的台阶改成无障碍斜坡……当时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是朋友,在后来漫长岁月中伴他一路同行的,也是遍天下的朋友。今年1月4日,也就是史铁生60岁生日(冥诞),“与铁生最后的聚会”在北京798工厂举办,到场者近千人,其中除了一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就是他生前的众多好友。

  今后每年的1月4日或12月31日,定会有不少人去地坛祭奠他。而我,则要包上一碗他小时最爱吃的扁豆馅饺子,与他共享“老史家”的这份特色食品。

  对于我来说,史铁生是我的朋友,也为我提供生活的动力。

  因为病多,我常常抱怨自己命不好,反过来便羡慕那些健康的人,觉得他们比我幸运和幸福。一次我问史铁生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感恩,感谢上帝给我的一切。”史铁生说感谢上帝,就是因为上帝在让他受苦的同时,又让他通过战胜苦难实现人生的价值,体会到胜利者的快乐。在我和另一位朋友诉苦时,他说:“史铁生的朋友,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这么一想,让我又恢复了信心。

  又一次我问史铁生,你是否相信人有来世?他说,他不相信转世说,但是认为人的生命在死后仍会延续,并不是一了百了。首先人的精神会传给后人、影响后人;其次,人的肉体也不是了无踪迹,它会融进大地或江河湖海,或许在什么时候就参与另一个生命的形成。对于第一种说法我完全能理解,史铁生正是一颗闪亮的巨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之路。但是对第二种解释,我当时还难以理解,直到现在才终于明白。史铁生死后,依照他的遗愿,将肝脏等器官捐献给他人,他的生命由此而在人间延续。

  最后,我想说,有史铁生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是我一生的幸运。幸运我能从他那里找到自己的幸运,把以往认为是灭顶之灾的不幸缩到最小;让我认识到听任“不幸”的摆布是多么愚蠢和可笑,因为那样只会增加自己的不幸;从而让我能笑迎一切可能降临的灾祸。我还想对他说,你的生命在所有被你爱过的和爱你的人们身上延续,你的思想激荡着我们的心灵,你博大的爱加深了我们相互之间的爱和对全人类的爱,你的热血在我们的躯体中流淌。这就是我们对你的永久纪念。

  有网友提议在地坛公园为史铁生树立雕像。其实无论是否有实际的雕像,史铁生已经让地坛这座普通的园林,变成一处令人神往的圣地,他的名字和地坛永远地连在一起,就像巴黎圣母院因雨果而闻名于世、得以永存一样。

  我想,今后每年的1月4日或12月31日,定会有不少人去地坛祭奠他。而我,则要包上一碗他小时最爱吃的扁豆馅饺子,与他共享“老史家”的这份特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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